方刚说：“如果这位金先生真是个努力做生意赚钱养老婆的人，那问题就必定出在琼姐身上。不过，金先生也有可能在某个方面让他老婆极度痛恨，所以才被自己妻子下降头。但你并不是警察，这些事情很难查得清。”
我说：“就是啊，所以我很纠结，不知道要不要接这桩生意。”
“为什么不接？”方刚提高说话的音量，“有钱不赚，那不是神经病吗？刚他谁对谁错，有生意上门就是理。”我问你还记得曼谷唐人街的那个方德荣方老板吗，那时候他被人下降头，我们给他解开，后来我贪财把给他施降者的名字透露出去，结果方老板又给那人下了降头，让我很是愧疚。
方刚说：“情况不同，没有可比性！那是你为了钱，出卖了那个人的名字，而现在琼姐很可能是想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才给她老公下降头，就像当初印尼汪夫人给她儿子汪海下降头一样。你帮金先生解降，也算是做好事，反正双方的钱都是由你来赚。不过要讲方法，既把钱赚到手，还要不得罪琼姐，甚至让她自觉理亏而不敢找你算账。当然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暗中把金先生的降头解开，而不让琼姐知道，就算她怀疑你，但没有证据，还是没用。”
挂断电话，我想这当然是最好的办法，不过实施起来难度也很大。香港就这么小，琼姐这段时间肯定会密切注意金先生的行为，想让他消失几个小时太难了。最主要的是，那天在餐馆他见过登康，所以就算给他解降，也不能让登康出面，否则非露馅不可。
几分钟后，我手机收到金先生发来的短信，是他公司的地址，在柯士甸道的某座大厦中。为打探消息，我乘出租车来到金先生的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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