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鼎铭目光一跳，眉毛一扬，“‘南堂’罹此奇祸，本人深感遗憾！对相关人士——尤其是阿历桑德罗神父之遇害，深感痛心！此亦为中国政府对此案之态度！可是，一码归一码，贵使的话，说的不像！”
微微一顿，“中国政府对各国在华重要机构，负有保护之责，若贵使以‘关防不谨’相责，本人无话可说，唯有诺诺；可是，贵使言下之意，居然暗指，凶犯和中国政府做成一路——甚至，中国政府为此案幕后之主使？！”
说到这儿，亦拿指尖在几面上重重一敲，“太荒唐了！此时此刻，中国政府正全力以赴，廓清迷雾，侦破案件，缉拿凶手，本来，贵使既有‘护教’之责，就很应该努力提供线索，尽力协助中国政府，争取早日破案——”
再一顿，“孰料，贵使非但对案件侦破一无助益，反倒一上来就对中国政府横加莫须有之指责——这，才真正是‘太不可思议了’呢！”
博罗内微微涨红了脸，正要说话，钱鼎铭已经继续说了下去，“我瞧贵使的样子，对此案的侦破，似乎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兴趣？贵使真正感兴趣的，是不是只是如何藉此案加中国政府以不白之冤？以求法国对中国之国际舆论优势？”
略略一顿，“不错！中、法确实处在战争状态，不过，贵使莫要忘了，你虽是法兰西驻华公使，可是，你之所以留在中国，却是因为‘护教’的关系！如果贵使还只是一心一意，为法兰西谋而不及其余，是否有亏你‘护教’之职守？是否有愧于教廷之重托？你之留在中国，又有何意义？”
博罗内本来盛气而来，以为中国人只能躺倒任捶，万料不到钱鼎铭如此犀利，不但一开口就怼了回来，还将他“藉此案加中国政府以不白之冤”、“以求法国对中国之国际舆论优势”的真正目的直捅捅的挑明了，叫他几无进一步发挥的空间；而“有亏‘护教’之职守”、“有愧于教廷之重托”的指责，也确实是他的心障，因此，一时之间，把嘴张了又张，脸涨的也更红了，却不晓得该说什么好？
钱鼎铭的“你之留在中国，又有何意义”，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，言下之意，若谈的不好，就请你回你的法兰西去吧！
两国交兵，使者本来就该各自“下旗归国”的，中法这场仗，两国使者，只“下旗”，不“归国”，已经被各国诧为“奇怪的战争”，如果中国政府逐法使归国，并召回自己的使者，在万国公法上头，是无可挑剔的。
想来想去，还真是不能眼下就和中国人破脸呢。
博罗内暗暗透了口气，微微放缓了语气，说道，“尚书阁下‘莫须有’及‘加中国政府以不白之冤’的批评，我不能接受！我们得到了可靠的消息，凶案现场，发现了一块皇宫侍卫的腰牌——既然有皇宫侍卫参与犯案，尚书阁下，我作为一个旁观者，将此案和中国政府联系起来，并不能算过分吧？”
“是否过分，”钱鼎铭摇了摇头，“我不予评论，可是，案发之时，腰牌的主人，正在自己家里，酒醉酣睡——很明显，凶手偷取了他的腰牌，刻意栽赃陷害！”
微微一顿，“其实，这不正正从反面证明了——中国政府与此案绝无干系吗？”
“我可是听说，”博罗内冷笑着说道，“这位腰牌的主人，并没有切实的不在场证明呢！”
娘的，你怎么会晓得这个？
“案件刚刚开始侦破，”钱鼎铭皱眉说道，“说‘切实’也好，说‘不切实’也好，都为时过早了吧！”
“即不论‘不在场证明’这一层，”博罗内说道，“作为一个旁观者，我也有足够的理由，认为腰牌的主人确实参与了犯案！”
钱鼎铭眉毛一挑，“怎么说？——倒要请教！”
“腰牌若确实为凶犯所窃，”博罗内说道，“只能是昨天晚上的事情，不可能更早了——只有在晚上，腰牌的主人在人前‘大醉’，凶犯才有偷取腰牌的机会，并且，才有一直到今天早上、腰牌的主人都无察觉腰牌失窃的可能——”
顿一顿，“可是，凶犯和南堂今天凌晨的夜半之约，是前两天就定下来了的，凶犯怎么敢确保，昨天晚上——在有限的时间之内——一定可以偷取腰牌成功？又怎么敢确保，失窃之后、天亮之前，腰牌的主人一定不会发觉腰牌失窃？”
再一顿，“若不能成功窃取腰牌——又或者，虽然成功了，却在凌晨一点半之前，腰牌的主人便发觉腰牌失窃了，那么，行凶之时，岂非就不能栽赃嫁祸了？如是，凶犯该怎么办？改约吗？”
这一段，听起来倒是头头是道，仓促之间，钱鼎铭无法予以正面驳斥，只好说道：
“我不能说贵使的推测毫无道理，可是，还是那句话，案件刚刚开始侦破，目下浮出水面者，不过一点蛛丝马迹，绝非案情之全貌！依据这一点蛛丝马迹，便遽下定论，太仓促了！如此，非但不能探骊得珠，还极可能误入歧途——”
顿了顿，“别的不说，单说一点——若凶犯果真是大内侍卫的话，又怎会在行凶之时，将腰牌带在身边呢？——就不怕不慎遗失、暴露身份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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